到上海承包游泳池的北京小伙 老前辈的自述

王振远刚到上海时，他惊讶于上海的游泳馆。

上海是中国最大的城市，然而整个上海只有二十多家有25米池的游泳馆，而且不是营业性地开放。而北京，仅一个朝阳区就有44家这样规模的游泳馆，而且，全部是营业性地向公众开放。

29岁的王振远，来上海还不到半年，到2000年年底，归于王振远的振远体育经营管理有限公司名下的游泳馆已有四家，而新世纪的第一年，王振远的愿望是网罗上海至少10家游泳馆。他对自己的发展规划非常有信心。

揣着兜里的几十块钱，王振远跑到丰台的一家小游泳池，找到那里的负责人，直截了当地说：“我们想包你这里游泳池，就乘你们白天上午不开的时候。”

来上海之前，承包游泳馆对王振远而言，其实并不是一件新鲜事儿。早在1993年他还是北京体育学院（现改名北京体育大学）游泳系二年级学生时，就踏上了这条路。

“暑假我想到去包一游泳池，但当时我身上也就几十块钱，只能‘空手套白狼’。”王振远对八年前的第一次记忆犹新。市里的游泳池太贵，他们就跑到丰台的一小游泳池，找到那里的负责人，直截了当地说：“我们想包你这里的游泳池，就乘你们白天上午不开的时候。”

就那么简单地，事儿成了。每个月的承包费是2000元，他和另一位同学合伙共招了600多号学生，每人收80元，两个月下来净赚几万元！

初次经商就尝到了甜头，毕业后的王振远被分配在北京一所小学，可自己创业的心愿却越发强烈了。

东拼西凑借足5万元，王振远冒险包下亚洲第一的英东游泳馆，三个月后他的户头上已经有了100万元！有时光一天就有6000人次来英东游泳。有的人，大雪天的，硬是骑着自行车从大老远的地方赶到英东来游。

1997年正值国家体委提出与“奥运争光计划”并重的“全民健身计划”，全民健身热潮席卷全国。而北京显得尤为热烈。

凭着承包游泳池几年的经验，以及英东游泳馆馆长的一句半开玩笑半认真的话，王振远打起了英东游泳馆的主意。

英东游泳馆是亚洲最好的游泳馆。刚开始，王振远的目标还只是一个游泳班，就这样他们开出的承包费一年都要50万！要知道，当年一个班的“流水”（即不计成本的所得）才40万，之间的差距可想而知。50万，对当时一穷二白的他来说，几乎是个天文数字，尽管他还是“空手套白狼”，但还是得先拿出5万元作启动资金。

在家人和朋友的帮助下，王振远好不容易才凑足了第一笔资金，他拍着胸脯对家人说：“一个月！一个月后我保证还清。”

一个月后，王振远还完借款，果然还净赚了一万元，那是1997年5月。到8月底他的户头上已经有了100万元！而在王振远将承包范围扩大到一个馆后，承包期满时到手的纯利润已达200多万。

有时光一天就有6000人次来英东游泳。“有的人，大雪天的，骑着自行车从大老远的地方赶到英东来游泳。你可想而知有多火爆。”

偶然的上海之行让王振远有些看不懂———一家新建不久的游泳馆因为不赚钱，给扒了，还有一家不开，因为负责人觉得“冬天肯定亏”，还不如关了。

1999年底，北京市场趋于饱和。2000年2月，王振远偶然的原因到上海来玩，这也是他生平第一次来上海。

尽管在上海只停留两天，王振远还是借了一张地图，想“跑跑游泳馆”。“像职业病一样的，”王振远回忆说，“结果，好，发现一家新建不久的因为不赚钱，给扒了，还有一家不开，因为负责人觉得‘冬天肯定亏’，还不如关了。”王振远想到了一个故事：“有一推销鞋的来到沙漠，发现那里的人不穿鞋，所以他觉得没做头，走了。可另一人却觉得，好啊，这不就是一个巨大的市场吗？！”于是，他决定来上海。

王振远是一个喜欢“出新”的人，刚来上海时，甚至会托朋友给当时的上海市体委负责人带了一封介于信和可行性报告间的信。据他了解，像他这样承包游泳馆的人，在上海几乎没有。

2000年7月间，他一口气谈了四家。最先成的是浦东的名人苑游泳馆，除3年共10万元的押金外，每年还得上交数十万元。两个月后，即9月中旬他承包的第二家———新健游泳俱乐部也开张了。10月8日，王振远签下了承包卢湾游泳馆的合同。10月16日，曹杨游泳池也加入了他的承包行列。

在上海承包的第一天王振远就碰上一个难题———第二天开课的一群教练在当天下午六点时，突然集体向他提出加薪要求，否则就走人。

王振远总说自己不懂经营，他说，“我就知道要把自己当成一个顾客。”

也许就凭着这一点，他的经营方式上才花样百出。最典型的，便是他自己最为乐道的培训性质的“即时班”。所谓“即时班”，是根据学员的游泳水平分高、中、低三个档次，每个档次的课程按时间段分，也可同时开，学员可以按照自己的水平和需求来进行自我选择。而不论哪个档次的即时班，收费标准都一样，交380元共上12次课，专业教练会保证学员在这12堂课内学会最基本的游泳。

王振远很是骄傲地说：“这在1997年我承包英东游泳馆时，可以说是当时北京城里的首创。可惜不能申请专利，所以很快便被别人学走，并风行北京城的每一个游泳馆。”

而另一个更令王振远骄傲的行销手段便是推行各种各样的卡，用他自己的话说，“我有时一天能想出好几种。”什么冬季卡、情侣卡、月卡、晨卡等，最多的时候他推行了10来种卡。以至于在他承包下的游泳馆大厅不断更新的广告前，常常会有很多人来看又有什么新卡推出了。在刚刚创业，条件比较艰苦的情况下，他常常会在半夜三点从床上坐了起来，到处找地方写下又想出的一个好点子。即使是现在，他也保持着这一习惯，几乎每天都要记下不断在脑海中涌现的新的促销方式。

王振远承包下的四家上海游泳馆中，名人苑是目前经营状况最好的一家，去年夏天，380元的友谊卡在一个月内可以卖掉500多张。半年后的今天，王振远已经完成了承包名人苑一年需要上交的金额。

来上海半年后，王振远明显感觉，承包英东游泳馆给他带来的成功感已渐渐褪去。他说，我觉得我像当初一样，充满创业的热情。

王振远说，他最初也曾经有过投机的念头，比如一下子要承包下类似英东的大游泳馆。但他了解下来之后发现，上海的大游泳馆不超过五家。其中，上海游泳馆由于是上海市游泳队长年训练的地方，承包的可能性微乎其微。其他几家较有名的游泳馆，也因为种种原因，谢绝了王振远的提议。

然而，王振远至今还在嘀咕，“上海的这些游泳馆，绝大多数是由政府投资兴建的，为了维持它们的生存，政府每年还要贴给它们五六十万元。可为什么不愿意让我来帮他们赚钱呢？就因为我是个体吗？”

想起自己承包之初，很多人都劝他：“别傻了！那么高的承包费，他们自己都做不下来，你怎么可能做得到呢？”可是有过英东的成功经验，对王振远来说，他从不怀疑自己可以做得到，以至于他非常爽快地答应了游泳馆负责人开出的条件，他说，“那时，我就把自己当疯子。”

然而，这个“疯子”没想到的是，在自己刚承包下名人苑的第一天，一上午，就有一批服务员找到他，要求加薪，否则就走人。当天下午六点时，几名教练也集体向他提出加薪要求，否则也走人。最可惨的是，水质工也提出了加薪的要求！

可是，出乎这些人的预料，那个“疯子”没有答应他们的要求。

“当教练，难不倒我。我自己坐公交车，一大早六点出发，从卢湾赶到浦东上课。就这样，我自己当了一个月的教练。可水质工也一走了之了呀，有一天，游泳池的水甚至到了什么程度，你知道吗？乳白色！吓得我赶紧停开了一天。最后实在没办法，我只好自己一个人两天两夜不睡去换水。”

“上海人去游泳馆目的和北京人真不一样。”

王振远也有吃不准顾客需要的时候，他把在英东十分成功的冬季游泳卡搬到了上海，并预计一个馆每月应该能够售出至少1000张，但事实上却连十分之一都没能做到。是他做得不够好吗？不是的。

这种卡不好卖的原因是什么？不仅仅是因为上海人冬天不喜欢游泳，而且也没有像北京那么多的游泳馆可供他们选择，因此而没能形成一个良好的大环境。更关键的在于，在很多上海人眼里，游泳并不是一种纯粹的健身，而是一种娱乐和休闲。就像上海现在流行的说法不是“我请你吃饭”，而是“我请你流汗”。游泳馆倒成了大家聚会的地方。

尽管在上海这半年来，有那么多的不顺，王振远的心里还是保持着一张美好的蓝图，并为此而坚持着，努力着。“上海现在正加大全民健身的力度，不久前还出台了全民健身法。而且，全国没有一个地方像上海这样，调动着学校的健身积极性。据说明年还要将游泳列入小学生的日常课程。”王振远说，他正在竞选浦东游泳馆的馆长，又和虹口体校游泳馆谈妥了承包意向，正在和上海游泳馆谈承包事宜……“在过去计划经济体制中，体育一直是一种福利性事业，完全依靠国家拨款来维持运行。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逐步发展的今天，形势迫切要求体育建立新的补偿机制，开发自身的经济功能，增强自身的造血能力。在这种新机制的形成过程中，人们开始认识到，体育也是一种产业。”

第一次有钱时我没把住自己

“有钱时我很迷茫。”王振远的这句话，深深地震动了我。

这句话是如此的熟悉，在每一个像他这样30岁不到，因初次创业时正赶上国家由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转型而在极短的时间内暴富的人，在他们的脸上，心里，过去，现在，都曾经或是正存在着这句话的疑惑。

对王振远来说，短短的几个月内，一下从一个月只有一两百块钱的收入，骤然飚升到摆在眼前的一百万。他不知道该怎么办了。

“似乎是在一夜之间，我的朋友和我的钱财一样猛增。”王振远说道。那时，他平均每吃一顿饭，桌上的朋友不少于8人，一天至少要吃四顿。胡吃海喝是最基本的，想着法子花钱，上歌厅那是常事儿。每次上歌厅，王振远身边的朋友，都会从刚去时的几个，不知不觉扩散到几乎将整个歌厅变成了他的包场。最可乐的是，每到结帐的时候，那些朋友会按“习惯”站到了一边，王振远除了买单外，还一个个帮他们给小姐发小费。

有的朋友，只要干得不痛快了，就辞了工作跑来找他，要求和他一起干。最多的时候，王振远身边这样的人就有20多个。有的呢，则是一需要钱，就想到他。王振远曾有一个月就借出16万在朋友身上，无非就是因为这些朋友要买车，要买房，要结婚。期间，王振远还做起了股票。有时就为了朋友需要钱，他不得不把还套着的股票给抛了。

这样的场景持续了三、四个月。最后甚至到什么程度？“那阵子我一回家，一到屋外接电话，我爸都怕了。他说：‘振远啊，咱可别再这样了，宁可不要有这么多钱！’”

钱财是经不住这样花的。也似乎是在一夜之间，朋友和钱财成正比的“暴跌”。说到这里，王振远想起了一件令他难忘的事儿：“最后，我回家时都不敢出门了，就怕朋友来找。有次坐火车回家时，我身上只有400块钱，可当时父母的房子正要交房租，做儿子的能不帮他们付那笔钱吗？一想到这个，我就不停地叹气，在座位上坐不到一会儿，就跑到车厢接头处抽根烟。和我一起回家的妹妹突然问我：‘哥，你觉得有钱有意思吗？’”王振远无言以对。

钱财带来的困惑，让很多人“倒”了下去，但有的人最后还是站了起来。王振远也是其中的一个。其实在来上海之前，王振远还做过一段房地产生意，但因为对行业的不熟悉，他很快就被人坑了80万，那场官司打了足足一年多都没了事儿。因钱而带来的诸多教训，让王振远看到了很多以前看不到的东西，这也是令他重新创业的最好根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