无效的医疗：手术刀下的谎言和药瓶里的欺骗》，(德)尤格·布莱克著，
穆易译，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2007年6月版，26.00元。


张田勘

　　□《百科知识》副主编，北京　　
　　
　　在德国《明镜》周刊任职的尤格·布莱克(J　？rgBlech)在其新著《无效的医疗》中说，人们得到的信息越少，接受治疗的情况也就越频繁。但是，“在许多情况下，每个人可以为自己健康所做的事，比现代医学所提供的还要多。”

　　这就提出了一个问题，现代人如何对待医学，是逢病必治，还是辩证看待医学？是相信医学是万能的，还是看清医学的局限，从而在很大程度上自己掌握自己的命运？
　　
　　医学的局限性

　　人们生了病都将希望寄予白色的医袍、五颜六色的药品与亮晃晃的医疗设备，因为在人的生老病死中，疾病占了重要的份额，而生病求医又成为现代人的观念，而且相当多的人在医生的自我吹嘘下，相信和认为现代医学可以包治百病。

　　然而，事实并非如此。布莱克引用美国《新英格兰医学杂志》的报道说，有二到四成的患者接受了对他们没有效果或明显无效果的医疗。而这些医疗并不是一般的小灾小病和医疗事故，如无谓的疼痛、截错肢或腹腔中遗留手术钳等，而是事先就明知这样的医疗是无益乃至有害的医疗措施。如此看来，这是医疗体制的欺诈。

　　比如，膝盖退化性关节炎导致的疼痛多数人会遇到，但是，在德国每年有数十万公众在接受手术治疗，以清除关节内细碎的软骨。但是，美国整形外科医学会首席学者威廉·堤普顿却现身说法，“我的膝盖也出现凹陷，可是我才不做关节镜，我很清楚这是没用的。”英格兰医学期刊《柳叶刀》对此说得更明确：“从表面上看来，临床医学有一些事务是为人所知的，但也有若干事务是我们只知其然，却不知其所以然的；还有若干事务，我们则根本一无所知。”

　　而在西方医学中，手术被证明对许多疾病行之有益和立竿见影。而且由于手术的有效性，今天医疗界的观念已经发展到视病人为一辆破车，可以像换零部件一样地彻底修复，例如器官移植、整形外科等。

     


其实，这也是医疗界传递给公众的一种错误信息。德国海德堡大学医院外科医生在《德国医学》中说，“目前外科学的研究课题当中，只有不到15％具有随机对照研究的数据。”截至目前，有七分之六的手术方法还缺乏可靠的数据，或者该数据对手术的参考性不大，以致可以忽略。

　　因此，即使是手术这种被实践证明有效的现代医学技术也存在很大的不确定性和局限性，医生们很多时候只是拿它在病人身上做试验。
　　
　　自欺和欺骗

　　现代医学的不良现象还表现在过度治疗上，而这大多与医生和医院的自欺和欺骗有关。例如，手术切除阑尾在过去认为是一件好事，但现在的研究证明，如果没有特别情况，没有必要切除阑尾，因为它还是人体免疫系统的组成部分。但是，如果仅仅是切除阑尾也罢了，但美国的医疗界还认为，在切除阑尾的时候还需要切除其胆囊。然而，这是不必要的。

　　仅在2003年，美国就有2900万人(总人口的10％)出现阑尾的典型症状，其中三成的患者(960万人)求助于医生，当中又有8％的人或早或迟地切除了胆囊，也就是产生了76.8万例不必要的手术。然而，这种不必要的手术却对病人埋下祸根，甚至产生致命危险。有770位患者在手术期间或手术后身亡，还有3.8万人因为处置不当而受到伤害。

　　就连医疗界内部也有人看不下去了。美国明尼苏达州马约医学中心的尼古拉斯·塔利医生提出，有必要采取措施来制止这种不必要的手术，以维护公众身体的健康。这种反省早在1860年就有医生做出了。当时，美国著名作家兼医生奥利佛·温德尔·霍姆斯就认为，若将所有的药品“沉入海底的话，对人类来说就是一大福音——不过对鱼儿们却是诅咒”。当然，霍姆斯是有些走极端，有些药当然在患病时还是必须要服用的。



　　那么，医学为什么会出现这种情况？

　　一是医学有着公然的冠冕堂皇的理由并将其行为合理化：医生是为人驱除疾病，是要治好病人。这种观念在远古时期就深入人心了。因为使人生病的事物被认为是魔鬼，而巫师的职责就是施行法术来驱走病人体内的魔鬼。顺理成章地，今天的医师们则是以现代的技术来驱除病魔。

　　第二个原因是，医生几乎从来不受到追究或追究太少太轻。显然，对于医学的局限甚至是医疗事故，医生们都有推卸的绝好理由，病情太重，或挫折与混乱在所难免。本来医疗也应当像其他行业一样，如果出现问题和经营不善，得到的应当是失败和破产，但事实并非如此。

　　第三个原因众所周知，医生为了金钱和获利，诱导病人接受不必要的医疗和手术，而且这种情况在过去、现在都十分盛行，将来也可能是如此。

　　最后是病人与社会心理的支配。比如，病急乱投医，或者死马当活马医。即使有一点希望，或者对各种疗法只要有几分可信，病人和家属都要找到医生诊治。而后者则是来者不拒。

如何对自己负责？

　　一方面，患者不可能人人都是医生或都懂得医学，即使他们了解了更为全面的医疗信息，有时也难以做出是否治疗的决策。另一方面，医疗界是不可能轻而易举就把全面信息告诉公众和病人的，尤其是那些医疗的负面信息，甚至还会对不当医疗、过失和错误百般推卸，文过饰非。那么，病人该怎么办？

　　布莱克在书中提出了一个总的原则：依靠知识，依靠制度。因为知识就是最好的医疗。所谓知识包括一般的医学和卫生常识，也包含对医生了解的常识。例如，顺应生命的自然变化是保持健康的最佳方法。能够毅然在今天就戒烟的人，为自己健康所做的努力，便多过医疗界所能提供的。同样的常识是运动，每天30分钟的运动就能有效降低心血管病、记忆力减退、忧郁症、糖尿病等疾病的风险。显然，这些知识是谁都可能清楚的，既不复杂也不深奥。

　　另一方面，看医生也是一门学问。比如，就诊时，一位医生不一定开药给你，但鼓励你为自己的健康负责，比起那些向你推荐各种昂贵药物甚至打包票，包治你的疾病的医生来，前者就是值得信赖的。

　　当然，更重要的是要靠制度。现在，大约有85％的德国公民赞同“医生安全认证”制度，还有75％的公众希望拥有医生和诊所品质的可靠信息，并认为国家应当保护医疗消费者。为此提出了许多建设性的制度措施，其中最重要的一节兹录于下，希望对中国公众和医疗界有启示：

　　在患者的消费者保护方面，我们应当有一个外部机制，来鉴定、品评医生协会的各种主张。国家应该奖励独立的医生和研究人员，让他们评估若干专业医学学会的准则，并将结论公布在网站上。如此就能让患者及医生、医疗记者更能认知那些还没有定论的医疗措施的好坏。此外，由某教授提供给整形外科的建议也颇有意义：由退休医生组织患者咨询团队，让大众得到自身病情的第二意见。